用学术与世界对话——写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开幕之际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数百年来，随着中外文明互鉴的不断拓展，外部世界逐步形成了系统认知中国的专门学术。通过“中国学”这扇学术窗口，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大规模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中国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持续深化，中国学研究的全球性价值日益彰显。

2025年10月14日，两年一度的世界中国学大会再次拉开帷幕，约500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汇聚黄浦江畔。作为汇聚全球范围内中国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世界中国学大会希望传递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搭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读懂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传统与现代：一个整体性的文明图景

长久以来，西方传统汉学聚焦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与历史，学者们带着对东方文明的好奇与憧憬，试图解开中华文明古老而神秘的密码。

今天的中国学研究，已经从欧美传统汉学重镇发散到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各国学者们运用丰富多样的社会科学方法，解读与中国相关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各类议题，阐释古老文明的新形态。

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发展与变迁，从一个侧面再次表明：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对立的，而是继承的、发展的。从“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都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有机更新的整体；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走出的一条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新道路。

面向未来的中国学研究，应该更加主动地把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更具整体性、综合化、纵深性的视角与方法，理解和阐释中国如何在返本开新中探索符合自身特性的现代化进程，又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启示，以期绘就一个关于中国的整体性文明图景。

问题与方法：以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

域外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长久以来存在将中国作为单纯的他者来欣赏或批评，或者是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西方的“愿望和表象”。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倡导真正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历史逻辑和思维方法出发来理解中国，从中提取更多的“方法论”资源，充实完善对世界多样性文明的认知框架。

面对当前诸多全球性发展难题，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正实践着这种共识。比如，面对全球减贫动力不足的难题，中国精准扶贫方略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针对工业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的现代性困境，中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指引，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融入发展规划，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态与经济双赢的中国方案；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失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转化为具体合作实践，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动能……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学研究的使命，正在于将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的提炼，让世界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思想与方法，更好地以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

典籍与田野：走近真实的中国

如果说典籍是文明的记忆，那么田野就是文明的脉搏。埋首故纸，容易陷入“想象的迷思”，远离田野，终将难逃“浅表的解读”。

这令人想到哈佛大学两位教授与中国的学术之缘。一位是傅高义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他在广东待了7个多月，广东100多个县，他跑了70多个。正是有了这样扎实的实地田野调查，才有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部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这也为他后来的巨著——《邓小平时代》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位是裴宜理教授，中国改革开放后，她成为第一批获准来到中国开展田野调查的外国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她就在中国皖北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来，她又依托上海社科院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手详细资料展开研究，其关于城市工人运动的学术成果享誉世界。她说，研究中国“让我有回家的感觉”。

中国学研究更应该扎根中国田野。只有将文献考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才能触碰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述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沉思与对话：文明互鉴的学术之桥

学术研究犹如织锦，沉思是经线，对话是纬线。唯有经纬交织，才能织就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从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耗时数十载梳理儒家经典与古代政制文献以探寻中国礼治文明之源，到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倾注十余年心血撰写《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诸多学术典范无不证明，唯有经过长期的沉潜思考，才能厚积薄发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与此同时，对话、比较与反思，更是求得真理的学术进路。比如，有“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称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其“冲击—回应”理论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也引起了诸多批评；而费正清的弟子柯文等又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发现历史”等学术主张，强调更多关注近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和需求。面对学术争议，费正清表现出极为开阔的胸襟与气度，甚至帮助柯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正是有了平等的对话，才有了思想的交互，才能构建健康的、有创新力的学术生态。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信本届大会形成的思想激荡和学术交流，既能让中国智慧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新思路，也能让世界文明丰富中国的学术文化视野。通过中国学这座学术桥梁，不同文明能够更好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作者刘柳，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